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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國兩制”實踐新階段筆談/共同守護“一國兩制”蘊含的和平包容開放共享價值理念\黃 平

              2025-02-11 05:01:49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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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主席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區(qū)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明確指出,“一國兩制”蘊含的和平、包容、開放、共享的價值理念,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值得共同守護。

                香港、澳門回歸以來的歷程,使我們見證了“一國兩制”所具有的顯著制度優(yōu)勢和強大生命力?!耙粐鴥芍啤奔仁潜3窒愀邸拈T長期繁榮穩(wěn)定的好制度,也是服務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yè)的好制度,還是實現(xiàn)不同社會制度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好制度。歷史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和政府是通過“一國兩制”的制度構(gòu)想來妥善解決從殖民主義占領后回歸過程的歷史遺留問題的,更沒有任何一個城市和地區(qū)是通過“一國兩制”的制度設計和實踐來確保回歸后的繁榮穩(wěn)定的。

                “一國兩制”作為一種全新的設想和制度設計,即使對于有著幾十年領導人民開展反封建的偉大而艱巨的斗爭、在中國人民站起來后又繼續(xù)領導我們艱難探索社會主義建設、果斷實行改革開放并使人民逐步富起來、國家日益強起來的中國共產(chǎn)黨,也是在香港、澳門回歸以后才開始這一偉大實踐、在此之前并無前車可鑒,可以說,香港、澳門回歸之日,才是“一國兩制”萬里長征邁出的第一步。

                近30年的港澳“一國兩制”實踐走到今天,雖然也經(jīng)歷了風風雨雨,但回過頭來看,我們不得不感嘆當初中央提出“一國兩制”這個劃時代設想的偉大胸懷和遠見卓識,不得不佩服國家用“一國兩制”來確?;貧w后的香港澳門的繁榮與穩(wěn)定的高超智慧和過人膽識,不得不承認我們不僅用“一國兩制”設想妥善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而且使港澳在順利回歸后按“一國兩制”設計的基本制度和方略取得了如此令人矚目的成就。這對于任何客觀、公正的觀察者,到今天也應該是給予充分肯定的。

                “一國兩制”的理論博大精深,“一國兩制”的實踐方方面面。而且,“一國兩制”在港澳和不同時期也各有特點與側(cè)重,然而,在它的背后,蘊含一個系統(tǒng)性的共同價值理念,那就是:和平、包容、開放、共享。

                和平,如今似乎已經(jīng)是很多人的口頭禪,但是經(jīng)歷過80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人,或者那以后以及今天還在經(jīng)歷各種戰(zhàn)爭戰(zhàn)亂的人,都知道它的來之不易且多么寶貴。在我們中華文明漫長且延綿不斷還不斷生長的歷史上,當然不是沒有戰(zhàn)爭,但是戰(zhàn)爭從來就不是常態(tài),更不是我們的基本價值選項。《詩經(jīng)》有云,“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和平環(huán)境與氛圍中,曲和音平,舞美藝高。

                實際上,正如習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中國‘和’文化源遠流長,蘊涵著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協(xié)和萬邦的國際觀、和而不同的社會觀、人心和善的道德觀?!边@正是和平的真諦所在,也是人類一直崇尚和追求的境界,并且是中華文明延綿不斷的精神支撐?!耙粐鴥芍啤北澈蟮膬r值理念,首先就是和平,如無和平之心則無“兩制”之想,不僅不可能通過談判解決和平回歸,更不可能在回歸后在“一國”之下用“兩制”(包括“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來治理。

                既然和平,必然包容。國際也好,一國之內(nèi)也罷,不同的人們總有不同的利益、各自的訴求,看待同一個問題,也有不同的角度、各自的考量,為達和且平之目標,就得求同存異,就需彼此理解,甚至也要有所忍讓,它們的背后,就是包容。無包容不能共存,更不可能彼此取長補短,要么就某一方(贏家)通吃而其他滅亡,要么就各方一塊滅亡。只有相互包容,方可換來和平。這也不僅是道理或邏輯,而是幾千年來中華文化延綿之歷史脈絡?!耙粐鴥芍啤闭嬲w現(xiàn)了包容的價值,否則無法想像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會自主設計在過去被不平等條約掠奪的地區(qū)回歸之后,從制度層面實施“一國兩制”,即仍然保持過去的制度和生活方式長期不變,還要不斷發(fā)揮它的種種優(yōu)勢與潛力。這是需要多么真誠的并蓄之意、多么博大的包容之心,才可能做出如此制度安排并切實加以實施的??!

                制度創(chuàng)新樹立發(fā)展的典范

                和平與包容,在今天這個時代,一定是與開放相伴隨的。過去,自己關(guān)起門來──更不用說被封鎖起來──也有可能換得一時之安寧,但外部敵對勢力帶來的挑戰(zhàn)完全可能隨時打破這種“田園式”安寧。近代以來,中國和很多非西方國家和地區(qū)飽受的種種侵略、殖民、掠奪和干涉,都證明關(guān)上大門的安定不可能長久,更不用說和平與安定,也是發(fā)展之必需,而經(jīng)濟、科技、文化、生態(tài)、民生等諸多方面的發(fā)展,都離不開與外部世界的溝通、交流、合作。開放,當然要以國家主權(quán)和國家安全為前提。在此大前提下,越是開放越有利于發(fā)展,越是發(fā)展越有利于穩(wěn)定。各個社會如果發(fā)展了、穩(wěn)定了,彼此間的和平也就有了基礎。

                “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與全新實踐,就充分體現(xiàn)了開放的實質(zhì)。回歸后的港澳,不僅保持了過去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而且保持了對內(nèi)對外的高度開放,這既從法律、制度,也從經(jīng)濟、貿(mào)易,還從文化、科技諸多方面,都能夠看得很清楚。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國兩制”下的港澳地區(qū),之所以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特區(qū),就在于一方面,它們已經(jīng)是國家主權(quán)范圍的一部分,回歸到“一國”之下,國家是它們的根、它們的本;另一方面,它們?nèi)匀皇窃兄贫润w系中的一部分,繼續(xù)保持原有生產(chǎn)生活方式不變的情況下,仍然維護著與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的高度暢通性、便利性和開放性,這已經(jīng)構(gòu)成了中國整體制度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不僅成為了港澳本身,而且也成為整個國家的高水平開放的國際化平臺與通道。這是一個制度層面的真正創(chuàng)新,也為國家開拓了一個在整體堅持社會主義的前提下的對外開放機制,從而能為國家整體的對外開放不斷注入新的活力。

                毫無疑問,共享,還是獨占,甚至是按照叢林法則即弱肉強食、贏者通吃來處理本地各利益群體之間的關(guān)系、與外部世界各國各地區(qū)之間的關(guān)系,背后是一整套價值理念和行為準則與方式的差異??陀^地說,近代以來,隨著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對外侵略擴張,“叢林法則”似乎成了國際關(guān)系的潛規(guī)則乃至仍被一些人視作“鐵律”,即使是經(jīng)濟貿(mào)易等領域,也只能是惡性競爭、你贏我輸。但是如果遵照這樣一種生存方式和行為準則,世界不可能有和平,人類不可能會包容,彼此不可能真開放,機會與成果不可能被共享。如果18至20世紀充滿了戰(zhàn)爭、沖突、暴力和死亡,那么,今天這種活法已經(jīng)不再適應世界的大勢,也不再為人類之共同命運所容。

                中華文明幾千年一路延綿不斷走下來還不斷滋生出新活力,就在于它所蘊含的多元一體、和而不同的理念及其按照此理念所走出的道路、制度。人類本是生活在同一個地球,黑白二元兩分不是人類社會本身的真實面目。天下本無外,人為的惡性競爭使彼此成為敵人,西方近代以來的歷史實際上是充滿了血腥與暴力的歷史,固然西方也不乏思想家們的深刻反思與各種著述,但是即使是高明如啟蒙思想家們,也大多并未走到和而不同的境界,不少還尊奉著“同,而后和”,更有一些人至今還不惜以暴力去推行所謂“普世價值”,卻不知無論是作為自然的人還是作為社會的人,一旦只剩下“同”而喪失了“異”,也就失去了存活下來并延續(xù)下去的內(nèi)生動力,而真正的和平、包容、開放,就不僅承認差異、寬容不同,而且非得互學、互鑒、共融、共享不可。

                再如此來看“一國兩制”,才可看到它真正踐行著共生、共存、共榮、共享的精神與價值,真正在不同的生產(chǎn)與生活方式及其背后所包含的不同制度、文化之間互鑒互學,彼此不斷取長補短,并在“各美其美”的基礎上,既虛心“美人之美”,更攜手邁向“美美與共”。正是因為如此,蘊含著和平、包容、開放的香港和澳門,在“一國兩制”之下,也一定是有著共享價值之地。港澳本身長期以來一直就是中外多種文化和不同文明相處相融的寶地,從來就沒有過什么“文明沖突”,回歸以后在“一國兩制”之下更是開放包容、兼收并蓄,中外未隔離、古今沒間斷。

                和平、包容、開放、共享,這些價值理念既是“一國兩制”所蘊含的,也是中國幾千年來先賢哲人一直倡導的,還是我們一路走來所堅持奉行的。拿和平來說,“一國兩制”本身就是和平理念的成就,無此根本就不可能用談判的方式達成和平移交與回歸。毋庸置疑,這一和平理念也鮮明體現(xiàn)在我們70多年前就首倡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改革開放之初就明確提出的互利合作共贏之中,是與我們一直按照和平、合作的精神處理與各國各地區(qū)的關(guān)系的實踐相一致的。再看開放,中國幾十年來的高速發(fā)展使人民日益富裕,包括實現(xiàn)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如此短時間內(nèi)如此大規(guī)模的全面脫貧,和正在通過高質(zhì)量發(fā)展實現(xiàn)的中國式現(xiàn)代化,關(guān)鍵一招就是對內(nèi)改革對外開放。完全可以說,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今天的中國。中國的改革開放偉大事業(yè),既包括內(nèi)地原有制度、體制的長期堅持和不斷完善,也是在港澳通過實行“一國兩制”來提升開放的力度和通過開放對外主動借鑒。所以,在港澳堅持實行“一國兩制”的開放,也構(gòu)成了整個國家對外開放的有機組成部分,與國家整體的對外開放交相輝映。

                與西方叢林法則形成鮮明對照

                如果放到更寬的范圍來看就更清楚:除了這些理念價值貫穿在回歸后的香港和澳門的“一國兩制”實踐中、在中國式現(xiàn)代化建設中、在整個中華文明歷史延續(xù)中之外,公正地說,它們也是與前述近代以來曾一度被西方認為是“鐵律”的弱肉強食、贏者通吃這套叢林法則形成鮮明對照的不同路徑與模式的精神和價值支撐。這套所謂“鐵律”,其實只是在世界范圍一個很小的地區(qū)中很少的人口和很短的時間段里曾經(jīng)風靡一時而已,而認這套東西為“鐵律”的認識論基礎,即主客二元分離和對立的世界觀,它把人類復雜而多樣的歷史簡單看做是“我們”(西方)與“他者”(非西方)的機械劃分且彼此對立。這種機械的二元認識論,不無傲慢、偏見與無知地把西方自己看成是先進、文明與民主的代表,而視其他廣大非西方世界是落后、野蠻與專制的象征,恰恰遮蔽了他們客觀認識世界和正確認識自己的眼睛。

                而正是中國式現(xiàn)代化道路,包括在此大框架下的港澳“一國兩制”偉大實踐,走出了上述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開辟了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探索互利合作共贏共享的廣闊空間。也正是因為如此,中國式現(xiàn)代化,與它所必然包含的港澳“一國兩制”偉大實踐,客觀上為廣大非西方世界及其億萬人民,提供了一條通往既能維護自己的獨立與安全、保持自身優(yōu)勢與特色、保護和傳承自己的文化與歷史,又能發(fā)展經(jīng)濟、改善民生、維系法治、治理社會的全新選擇。這不是中國要把自己的模式理念強加給任何人,恰恰相反,中國正是因為沒有遵從任何一種外來的強加模式,而堅持走自己的路,才在曾經(jīng)積弱積貧的環(huán)境里絕處逢生,用具有中國特色的發(fā)展模式與道路,和支撐這條道路的理念價值,走出了中國人捱打、捱餓、捱罵的近代歷史,使我們不僅站起來,而且正在中國式現(xiàn)代化道路上不斷富起來并逐步強起來。

                可以說,“一國兩制”的生命力,恰恰也在于它不僅確保了回歸后的香港和澳門的繁榮與穩(wěn)定,而且也在于它為中國式現(xiàn)代化道路貢獻了自身獨特的價值與意義,還在于“一國兩制”作為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也對世界上其他地區(qū)的人們具有極大的借鑒與啟發(fā)作用。

                “一國兩制”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這也是蘊含在“一國兩制”之中的“和平、包容、開放、共享的價值理念,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之重要原因之一。當今世界正經(jīng)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無論有沒有一些突發(fā)的事件和搶眼球的另類人物,這個世界在治理、信任、發(fā)展、和平方面的赤字都在擴大,西方社會失範、經(jīng)濟失調(diào)、安全失控、制度失靈、精英失職已越發(fā)凸顯,國際的經(jīng)濟、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發(fā)生深刻調(diào)整,世界進入了又一輪動蕩變革期,人類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世界正面臨國際關(guān)系重組、國際格局重構(gòu)、國際規(guī)則重寫。越是在這種時候,就越要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胸懷和智慧,越需要戰(zhàn)略上的自信和定力,越要以咬住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堅持中國式現(xiàn)代化道路不松勁不偏離,堅持“一國兩制”不動搖不走樣,并與各國追求和平與發(fā)展的人們一道,共同用自己的實踐去守護和平、包容、開放、共享的價值理念。

                當然,“一國兩制”偉大實踐到今天還不到三十年,中國人民近代以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今天強起來也還不到一百年,港澳和國家其他很多地方一樣也還有很多老問題要妥善解決,不少新挑戰(zhàn)要沉著應對,但是如果我們把“一國兩制”實踐和中國的走向富強歷程納入幾千年從未中斷過且還在不斷生長并注入新活力的中華文明和中國大歷史脈絡中,就會明白,世上任何一種事物、制度、實踐,如果它跨越的時間越長、覆蓋的空間越大、包含的個體越多,那么,它及其所蘊含的價值理念,所具有的生命力就越強,普遍性就越高。對此,香港、澳門,與整個國家一樣,都應充滿信心與自豪!

                中國社科院臺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國學術(shù)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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