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第五波疫情爆發(fā)以來,近日已呈高發(fā)之勢,本地新增確診病例連續(xù)多日破百,過去兩天甚至分別達到351宗和342宗。不僅香港市民和特區(qū)政府心急火燎,中央政府和內地民眾也焦急萬分。香港的抗疫之路該如何走下去?昨、今兩天,鳳凰衛(wèi)視播出國家衛(wèi)健委新冠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的專訪。他針對香港當前的疫情建議,當務之急,是擴大核酸檢測范圍,盡早找出傳染源;同時,可以通過大數據的手段,對密切接觸者進行有效追蹤;并通過嚴密的社區(qū)防控,建立起網格化的管理。梁萬年對“與病毒共存”的觀點并不認同。他指出,如果今后有更有效的藥物,那么我們就戰(zhàn)勝了這種病毒,病毒對人類的危害小,我們就可以和它“共存”。但是現在要說“與病毒共存”,還為時過早。
梁萬年的觀點,是基于科學研究做出的判斷,也是基于內地抗疫經驗做出的回答,給人以醍醐灌頂之感!其實,在抗疫這個事情上,并沒有“兩制”之別,誰做得好,就應學習借鑒誰的經驗,香港千萬不要被歐美“與病毒共存”的做法帶進了溝里,如果允許與病毒共存,一旦疫情失控,將沒有更正錯誤的機會。“動態(tài)清零”不能變,“共存”“躺平”必誤港!
“動態(tài)清零”不等于“零感染”
梁萬年在專訪中反復強調,“動態(tài)清零”不等于“零感染”;而是說,一旦被感染,要能夠“快速發(fā)現,快速處置,精準管控,有效救治”,這16個字是基本原則。“動態(tài)清零”也不等于“零容忍”,就是說一旦發(fā)現有病例,如果動作慢,措施不落實,那是不能容許的。
梁萬年所言,厘清了一些人對“動態(tài)清零”概念的誤解。“動態(tài)清零”是總目標。兩年來,內地爆發(fā)了幾十波局部性疫情,大部分都在一個潛伏期內做到了“清零”;這說明,相關地區(qū)的政府和防疫人員盡力了。也有一些地方動作慢,防疫措施有漏洞,造成了較大范圍的傳播,相關官員都被問責,這也為“零容忍”做出了注解。
為什么要“動態(tài)清零”?因為人類對新冠病毒的認識還遠遠不夠,無論是疫苗研制,還是特效藥的研制,都落后于病毒變異的速度?,F在,我們還不具備打敗病毒的能力,只能退而求其次。在這種情況下,及時發(fā)現病毒、切斷病毒傳播鏈,是唯一靠譜的做法。
當然,“動態(tài)清零”是階段性的,不可能永久不變;如果今后研制出了特效藥,或者病毒的危害性真的與普通感冒相當,就沒有必要害怕病毒了。那時候,“與病毒共存”的條件成熟了,則大可不必要求“動態(tài)清零”了。
冒然“共存”會導致嚴重后果
面對病毒的新一輪攻勢,有人認為,Omicron變異株傳播力是大增,但病死率不高,繼續(xù)去追求“動態(tài)清零”的話,可能是不可持續(xù)的。梁萬年在訪問中明確表示反對這個觀點。他認為,和Delta病毒相比,Omicron病毒傳播快、重癥少、病死率低;但和感冒相比,病死率仍然很高,所以不能掉以輕心。這是基于科學調查后得出的結論,理應引起重視。
那些鼓吹“與病毒共存”的人,從骨子里講,是有崇拜歐美的情結,他們對內地的抗疫成功經驗視而不見,對歐美的“躺平”做法卻情有獨鍾。試問:一旦真的“與病毒共存”,香港能夠承受造成的嚴重后果嗎?
不妨參照以美國的指標做個推演。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美國東部時間2月4日16時,美國累計確診新冠病毒感染數量達7620萬人次,因新冠肺炎病死人數已超過90萬。美國總人口3.3億,染疫率占23%,染疫者當中的死亡人數占1.18%。香港有750萬人,假如按照這個比例測算,一旦“與病毒共存”,香港可能有172.5萬人染疫,其中將有超過2萬人死于新冠疫情。香港社會能否接受這個龐大的“數據”?就算Omicron病毒的致死率較低,但現在的情況是,香港有Omicron和Delta病毒兩種病毒交織傳播,我們不妨把病死率在美國的基礎上打個五折,也意味著將會有超過1萬人死于新冠疫情。這個后果香港社會能夠承受嗎?
除了傳染和病死的風險之外,還要考慮到新冠病人的后遺癥。人類對新冠病毒的認知還不夠,新冠病人治癒后會留下哪些后遺癥,至今尚未可知。因此,那種主張“與病毒共存”的人,只是執(zhí)著模仿歐美,而沒有從香港的實際出發(fā)。待到真的疫情發(fā)展到失控狀態(tài),事態(tài)則不可逆轉,到時候后悔就晚了。如此執(zhí)著鼓吹“與病毒共存”,實在是不負責任!
“五個精準”是“清零”的關鍵
“動態(tài)清零”的關鍵是要做到“五個精準”。在訪問中,梁萬年對香港的疫情防控提出具體建議,包括精準進行流行病學調查;精準劃定密切接觸者;精準劃定有風險的地區(qū);精準進行醫(yī)療救治;以及精準實施社區(qū)防控。
梁萬年多次提到香港的信息化水平很高,相信香港能做到“五個精準”。他說的沒錯,做到“五個精準”必須在信息化的基礎上做支撐,香港在這方面確有優(yōu)勢。但在筆者看來,香港要做到“五個精準”并非易事。“短板”不是電腦,而是思維。精準進行流行病學調查、精準劃定密切接觸者,都需要人們舍棄部分個人隱私;但香港總有一部分人不肯放棄自己的隱私權,不肯配合防疫部門調查。如果在疫情快速傳播的情況下,仍然這樣固執(zhí),則給抗疫造成極大阻力。Omicron病毒傳播速度很快,防疫人員在與病毒賽跑,如果有人處處掣肘,很多人的努力將會付諸東流。
非常之時,當用非常之策。為維護全港百姓的健康權和生命權,在緊急情況下,特區(qū)政府在中央政府指導下,應該做出斷然決定,實行“緊急法”,采取若干強制性措施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和尋找密切接觸者,決不能優(yōu)柔寡斷、遲疑不決而貽誤時機,令全港陷于萬劫不復之地。
香港已經到了危難關頭,每一位香港居民都應該認識到,必須堅持“動態(tài)清零”不動搖,萬眾一心齊抗疫!“與病毒共存”從本質上講是向病毒投降。香港絕不可以投降!
?。ū疚淖髡邽楦蹍^(qū)全國政協(xié)委員,香港新時代發(fā)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
注:《大公報》獨家發(fā)表,如有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