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代表團赴美進行第11輪談判的前夕，特朗普突然給中國人來個“半夜雞叫”，弄得中國股民措手不及。特朗普的一個“響指”竟然鬧出這麼大的動靜，再次向世界證明中美貿易關系的全球影響力。特朗普在陶醉於他的“極限施壓”談判策略的同時，是否想過這種屢試不爽的做法也有失靈的時候。中國政府這一次沒有跟隨特朗普的節(jié)拍，相反卻擺出了勇赴“鴻門宴”的魄力，向世界展示了我們愿意談、不怕打的決心和意志，并“做好了應對各種可能的準備”，這是國家與國民總體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

貿易休戰(zhàn)固然重要，但不能為了一紙貿易協定而沖擊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根基，犧牲了中國的長遠發(fā)展，這樣的協議不簽也罷。商務部發(fā)言人表示，“中國不會屈服於任何壓力，有決心有能力捍衛(wèi)自身的利益”，這樣的表態(tài)不會是一句空話。中美貿易額已突破6300億美元，相互依存是不爭的事實，美國硬要脫鈎，也需要數年的時間，這是中國增加回旋空間的時間之窗，沒有必要驚慌失措，更不能像一些網民所描繪的那樣，這場貿易戰(zhàn)打輸了，中國的國運從此開始逆轉。這種自我挖坑的做法和心態(tài)不僅對國人是個誤導，也會給我打貿易戰(zhàn)徒增不應有的壓力。

不可否認，中美貿易戰(zhàn)的確給中國的經濟增長帶來不利影響，但畢竟沒有傷筋動骨，不可能改變中國崛起的大方向，更談不上國運之衰。雖然1840年中英圍繞鴉片的貿易進行過一次戰(zhàn)爭，最終以簽訂《南京條約》為代價，書寫了長達百年的中華民族屈辱史。但當年的鴉片貿易戰(zhàn)之所以敗下陣來，其根本原因還是作為農業(yè)大國的中國輸給了英國引領的工業(yè)革命。英國憑藉先進的生產技術，迅速完成了國家的工業(yè)化，熱兵器也得到急速發(fā)展，在堅船利炮面前，中國的命運可想而知。所以，貿易戰(zhàn)是名，技術落后是實。

也有學者拿日本為例，強調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美日貿易戰(zhàn)，日本被迫簽訂了《廣場協定》，從此開始了“失去的二十年”。其實，美日之間的貿易戰(zhàn)背后，主要還是日本“貿易立國”的國家戰(zhàn)略導致的捷徑思維。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直到80年代，日本在制造業(yè)方面基本上是技術追隨者和模仿者，“在世人的眼中，日本是一個會模仿的動物”。“三菱、日立、索尼、富士通、松下等習慣於在基礎研究上完全依賴於歐美，而熱心於對別人研究成果的借鑒和實用性開發(fā)”。即使1980年日本出臺了“技術立國”戰(zhàn)略，但日本主要還是以購買專利及“利用”他國知識產權為主，名噪一時的IBM公司與日立公司的技術竊密案、美日之間的半導體(晶片)之爭等，雙方均展開了驚心動魄的暗戰(zhàn)，美無所不用其極，通過釣魚執(zhí)法，將一批日本高技術公司送上法庭。1987年4月17日，里根政府甚至對日本的彩電、電動工具、電腦等電子產品征收高達100%的關稅，“這是美戰(zhàn)后第一次在眾目睽睽之下對一個盟友實施的制裁”。時任日本首相中曾根稱，“這是扎在手指上一碰就疼的刺”。美之所以對日本下此狠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半導體等行業(yè)“事關美國未來的競爭力，我們不能允許這一行業(yè)受到不公平貿易的危害”。從“貿易立國”走向“技術立國”，這是日本國家戰(zhàn)略的正確轉向，但當時第三次工業(yè)革命的主導權還是牢牢掌握在美國人手中，這是日本在貿易戰(zhàn)面前缺少籌碼的重要原因。此外，日本國土面積狹小，沒有戰(zhàn)略縱深和回旋空間，在軍事上依然被美國占領，對於一個嚴重依賴出口的國家而言，除了屈服，擺在日本面前的選項并不多。

歷史已經證明，貿易戰(zhàn)與技術戰(zhàn)從來都是糾纏在一起的，特朗普今天的做法似曾相識。中美貿易戰(zhàn)延伸到中興通訊和華為等公司也在意料之中。從對中興通訊公司的巨額罰款到抓捕華為高管孟晚舟，以及使出渾身解數阻止華為參與盟國的5G網路建設，可見，美國對技術的看重遠遠大於貿易戰(zhàn)本身。

綜觀過去四百多年的歷史，任何一個大國要想取得霸主地位，必須引領一次工業(yè)革命。英國如此，美國更是如此，正在醞釀的第四次工業(yè)革命才真正決定中美博弈的最后命運。中國已有局部的突破，但還需靜下心來，心無旁騖地發(fā)展自己，容不得半點的驕傲自滿和故步自封，“中國強起來”是我們的奮斗目標，是“正在進行時”，而不是“現在完成時”，中美貿易戰(zhàn)恰好成為點醒不少國人的一劑苦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