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曾經(jīng)渴望戰(zhàn)斗，你現(xiàn)在仍然斗志昂揚嗎？好的，就我自己而言，一息尚存，就要戰(zhàn)斗。”意大利知名記者法拉奇這番自白，用在上世紀風云動蕩年代《大公報》的女性傳媒工作者呂碧城、蔣逸霄、彭子岡、楊剛、傅冬菊身上，最貼切不過。

 

當記者不易，奔忙勞碌不分日夜，更何況是女兒身，更何況逢了戰(zhàn)亂。離家背井，她們不愿躲進閨房兒女情長，寧愿如熱血男兒般，經(jīng)戰(zhàn)火砥礪，以一桿硬挺的筆，作槍作劍，寫堅貞寫忠誠寫猛漲的沸騰的理想的夢。

 

夢盡頭，是春天，是燕子的故鄉(xiāng)吧。她們也會老去，但她們不會凋零。

 

在《大公報》的歷史發(fā)展進程中

 

無數(shù)杰出女性

 

或是編輯、或是記者

 

奮斗在無聲的戰(zhàn)場上

 

曾以筆桿作槍劍報海滄桑未凋零

 

三月八日是國際婦女節(jié)

 

接下來就跟著我們了解一下激情飛揚的

 

那些《大公報》女記者們

 

 

因英斂之推薦，呂碧城于1903年起擔任《大公報》編輯，成為《大公報》歷史上首位女性編輯。二十余年后的1927年，蔣逸霄進入天津《大公報》任外勤記者，后成為副刊《家庭與婦女》的主編。在那個年代，進入報社從事新聞工作的女性本就稀少，呂碧城和蔣逸霄各自依靠工作優(yōu)勢，以《大公報》為平臺，撰寫并編發(fā)了大量興女權(quán)以及提倡男女平等的文章。

 

蔣逸霄出生于江南某小鎮(zhèn)，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院和南開大學等就讀。她少時喜讀書，卻因父輩“重男輕女”思想所擾，無書可讀。無奈，只得去大哥的書箱里偷，偷得《紅樓夢》和《西廂記》，其余的，還要自己去鎮(zhèn)上小書舖買。甚至她長大后去北京讀書所需的費用，都是母親一人偷偷為她攢下的。
 

 

 

與蔣逸霄不同的，是出身望族的呂碧城從小受良好教育，通音律，十五歲已能寫出漂亮詩文。但碧城十二歲時父親辭世，家產(chǎn)被人霸占。她為討公道，寫信予江寧布政使樊樊山求助。誰知此舉卻遭早年與呂家訂婚的汪家詬病，說呂家女兒太過大膽，并借故退婚。此事對呂碧城影響頗深。才貌俱佳的她，身邊從不乏有錢有權(quán)之追隨者，卻終身未婚。原因，或可從退婚一事上窺見一二。

 

兩人少時經(jīng)歷雖不盡相同，卻都切身體會到彼時社會的重男輕女，因而生出興女權(quán)與辦女學的想法。

 

大公報首位女記者蔣逸霄
 

 

 

1930年2月至11月間，天津《大公報》共分59次，連載蔣逸霄的長篇通訊《津市職業(yè)婦女的生活》。文中，她寫了洗衣婦、女職員、歌女和女記者等普通女性市民的生活，文筆清麗。1936年，她又往上?！洞蠊珗蟆饭ぷ?，并且長期負責撰寫“上海職業(yè)婦女訪問記”專欄的文章。

 

而呂碧城進入《大公報》后，借助該報的社會影響，提出倡導新式女子教育的主張。在她看來，僅僅將女子培養(yǎng)成識得幾個字的賢妻良母是不夠的，還應(yīng)予其包括德育、智育和體育在內(nèi)的全面的知識訓練。“試觀五洲之國，女學昌，其國昌；女學衰，其國衰；女學無，終必滅之。”在當時的《大公報》上，刊登過呂碧城這樣篤定有力的文字。
 

 

 

同年，在英斂之等人支持下，呂碧城創(chuàng)立北洋女子公學，并任總教習。

 

呂碧城在《大公報》工作時日雖短，成績卻不應(yīng)小覷。彼時的《大公報》，因她的堅持，大量刊載宣揚男女平等的文章，不單開拓了報章銷路，亦是大公報人敢言敢為品性的映照。

 

子岡楊剛雙劍合璧

 

將新記《大公報》時期兩位知名女記者楊剛和彭子岡的故事并置，不僅因為兩人名字中都有個“剛”（岡）字，也不僅因為兩人都曾為《大公報》寫過漂亮的文章，還因這兩人的早年經(jīng)歷，及其后置身革命追逐理想的膽識，實在有太多相似。無怪當年二人曾與《新民報》的女記者浦熙修一道，被時人贊為“三劍客”。

 

 

“竦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為民正。”屈原《九歌》里的“劍者”，敢為民言，為百姓疾苦奔走呼號。此種大義與擔當，又何嘗不是近世記者的寫照？

 

1905年，楊剛出生于江西省萍鄉(xiāng)一個官宦家庭。而在九年后，在江蘇蘇州一個書香門第，子岡降生。在物質(zhì)豐裕的環(huán)境中長大，兩人固然有機會接受良好教育，卻也對大家族里“重男輕女”等觀念漸漸生出反叛的心思。
 

 

 

楊剛十七歲時，往南昌葆靈女子學校讀書，能“口若懸河地發(fā)表議論”，還曾在“五卅慘案”后上街宣講革命道理。十七歲那年，承繼了母親剛直脾氣的子岡，因厭惡“優(yōu)閑的士階級的學校教育”，曾寫下這樣一句話：“我是有血性的人，這常使我獨自惱恨，但結(jié)果只使我起了更強烈的頹廢。我的魄力呢？！我那獅子般的魄力呢？！”

 

不必說當時，即使如今，敢用“獅子般魄力”形容自己的女子，怕也罕有吧。

 

1928年，二十三歲的楊剛被免試保送至北平燕京大學；1934年，二十歲的子岡考上北平中國大學英語系，亦離家進京，去感受冷雨、玉米和高粱的異鄉(xiāng)了。

 

子岡楊剛走進大公

 

在北平，在革命的風暴旋渦里，楊剛與子岡兩人的反叛性格，又被更熱烈地激發(fā)出來。

 

她們都是受不了沉悶單調(diào)讀書生活的人，理應(yīng)地，她們的生活她們的思想也不會被困在象牙塔中。到北平后不久，楊剛在朋友鄭侃介紹下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開始學習《資本論》和《共產(chǎn)黨宣言》等，開始在校內(nèi)組織社聯(lián)和文學研究會，召集進步青年加入。子岡更決絕，入學不及一年便離校，往滬，任《婦女生活》助理編輯。
 

 

 

初出茅廬，子岡便以一支健筆寫“三八”婦女節(jié)的游行，寫深秋十月的學生示威。而那時的楊剛，經(jīng)歷了國民黨的牢獄苦，又接連發(fā)表描述進步青年尋求精神解放的小說如《肉刑》等，也是鐵了心，要“以筆作劍”，寫那個在心里“沸騰的夢”。

 

子岡在上海時，楊剛在北平，任《大眾知識》編輯?？梢哉f，兩人作為新聞工作者的職業(yè)生涯，都是從1936年10月開始的。唯子岡進入《大公報》的時間，較楊剛早了一年。

 

1938年初，子岡進入漢口《大公報》，同年夏，與丈夫徐盈一同被報社派往重慶，開始了她在陪都的八年記者生活。這八年，見證了子岡記者生涯的輝煌。甚至她晚年病重半昏迷時，聽見病房水箱的“嗚嗚”聲，竟誤以為是“嘉陵江上的汽笛”。

 

大公敢登子岡敢寫
 

 

 

當年重慶新聞界，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只要《大公報》敢登，子岡就敢寫。”的確，上到軍政要人的自私或偽善，下至尋常百姓的油鹽柴米，沒有什么能逃過子岡敏銳的目光。

 

在當時國民政府糧食部召開的記者會上，子岡諷刺提倡民眾食用“營養(yǎng)米”的部長徐堪；在戰(zhàn)時節(jié)約儲金運動集會上“請教”孔祥熙，她請這位“心寬體胖、面色紅潤”的行政院副院長談?wù)?ldquo;養(yǎng)生之道”。同時，她也在文章中記下重慶的米價漲了多少、棉布的成色如何等等，事無巨細，筆調(diào)溫和，行文用詞與她在記者會上潑辣大膽的表現(xiàn)頗不同。正如其子徐城北在《回憶母親子岡》一文中所寫：母親是一名“既溫婉又叛逆的女性”。
 

 

 

正當記者子岡在重慶如魚得水時，一九三九年九月，楊剛到香港，接替蕭乾任香港《大公報》“文藝”和“學生界”兩個副刊的主編。上任初，她在《重申〈文藝〉意旨》一文中說：“《文藝》篇幅小，野心卻有一個，它要放映這民族囫圇的一整個，從內(nèi)心腠理到表皮。”

 

因了這“野心”，楊剛在這小篇幅上做起了大文章：編輯發(fā)表延安作家的作品，約請丁玲以《我怎樣到陜北》一文談延安路上的經(jīng)歷見聞，刊登艾蕪描述桂林戰(zhàn)時難民生活的《難民哀話》……如是種種，楊剛將《文藝》副刊由蕭乾主持時期的“紳士”，一步步變?yōu)?ldquo;披上戰(zhàn)袍，環(huán)上甲冑”的“戰(zhàn)士”。

 

楊剛赴美子岡留京

 

固然生長在金戈鐵馬的年代，固然不畏強權(quán)不懼艱難，子岡和楊剛骨子里，仍有女子的溫存細膩，也因此，她們的隨筆和專訪，總能以細節(jié)引人入勝，以情動人。

 

楊剛1943年離港赴渝，主持重慶和桂林兩地《大公報》文藝副刊。一年后，她赴美深造，兼任《大公報》駐美特派員。在美四年間，她以“美國通信”的名義，寫出多篇描述美國農(nóng)民或工人的文章，細節(jié)豐渥，歷歷如在目前。譬如《蓓蒂》一文，她以與自己同室的美國女孩蓓蒂失戀又失業(yè)的經(jīng)歷，暗示出美國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一種又像低聲哭、又像罵、又像訴苦的聲音連續(xù)不斷從那灰白影子發(fā)出來。那是蓓蒂。”文章這最后一句，讀來真真叫人憐惜又哀傷。
 

 

 

當楊剛在紐約中國城擁擠的街上走著，當她與威爾遜總統(tǒng)輪三等艙內(nèi)的黑人茶房聊天時，子岡正與丈夫在北平。兩人住在西舊簾子胡同一座小四合院，白天各自騎了自行車出門跑新聞，晚上回家寫稿，然后去胡同口的電話機旁，一字一句將新聞稿讀給天津《大公報》的同事。次日一早的報上，便會出現(xiàn)題為“北京電話”的文章。文中，有門頭溝的隆隆炮聲，也有中山公園的芍藥和大覺寺的桃花；有領(lǐng)糧時因丟了戶口證而“嚎啕大哭的老太婆”，也有進步學生和罷教的窮教員。

 

寥寥幾筆，子岡將那城和城里的故事，一股腦兒攤在讀者眼前。她是爽直的，所以讀者?？蓮乃奈恼轮幸姷礁袊@號，見到短而有力的句子；她也是細心的，當她排除種種妨礙“漫步”在解放區(qū)的張家口市，她留意到農(nóng)民減了租，妓院沒了生意，過去的蒙疆劇院改了“人民劇院”的名，演起《子弟兵與老百姓》來。
 

 

 

解放后，子岡和楊剛各自去了新崗位，可不變的，是她們的敢言。反右時期，楊剛在《人民日報》上，以“金銀花”為筆名發(fā)表《請讓我也說幾句氣憤的話吧》。同樣的，在這敏感緊張的情形里，子岡“獅子般的魄力”不減，建議記者多寫反映社會真實境況的新聞，而非一律唱高調(diào)。如此直言不諱，似乎注定了兩人在那個風雨飄搖年代的運命：1957年10月，楊剛突然辭世；1988年，曾被劃為“右派”的子岡，在癱瘓八年后默默逝去。

 

所幸，那么多年過去，女兒眼里“不會用針線”的媽媽楊剛，和兒子眼中“從不掖著藏著”的子岡，及她們留下的帶體溫的文字，仍舊像燈一樣，照亮新聞人前行的路。
 

 

 

幕后英雄傅冬菊

 

有人站在臺前，激揚文字，論數(shù)戰(zhàn)時政府腐敗民生凋敝；亦有人穿梭于幕后，聯(lián)絡(luò)溝通接洽，起了不可少的橋梁的功用。傅作義將軍的大女兒傅冬菊，便是這些“幕后英雄”中的一個。
 

 

 

1945年傅冬菊大學畢業(yè)后，進入天津《大公報》任記者。彼時，記者是時髦職業(yè)，女記者的穿著和戀情更是常常成為一些小報的報道對象。傅冬菊卻厭惡這類應(yīng)酬，自愿往副刊擔任編輯，以減少拋頭露面的機會。所以，傅冬菊雖是傅作義將軍的“大小姐”，但在大公報同人眼中，她是正直的、堅持真理的、作風樸實的優(yōu)秀報人。

 

曾經(jīng)，傅作義留意到《大公報》副刊上經(jīng)常刊登進步文章，認為女兒受了共產(chǎn)黨影響，勸她出國深造。傅冬菊則告訴父親：“在國內(nèi)，我可以為國家做許多事情。”這“為國家”做的事情中的一件，是成功勸說父親與共產(chǎn)黨和談，和平解放北平。經(jīng)傅冬菊反復勸說，又在解放軍攻占新保安和張家口的壓力下，傅作義最終同意與共產(chǎn)黨談判，并于1949年1月宣布接受和平改編。
 

 

 

解放后，傅冬菊調(diào)入《人民日報》當記者，“文革”中曾被定性為“階級異己分子”而遭批斗。“文革”后，傅冬菊來港，在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了十二年，退休后回京，住在二十多年未裝修的老房子里，領(lǐng)取退休金安享晚年。

 

曾有人問晚年的傅冬菊：若你當年聽了父親的話，出國深造，會怎樣呢？當了一輩子記者的傅冬菊回答：如果有重新選擇的機會，我依然會留在國內(nèi)。